西晉軍事家、政治家，經學學者杜預（222-284），字元凱，生於魏文帝黃初三年，於晉武帝太康五年卒，京兆杜陵（今陝西西安東南）人。杜預出身官宦世家，祖父畿，任魏尚書僕射；父親恕，任幽州刺史。杜預自小好學不倦，今雖不明其師承為何，但博學多通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自他喜讀《左傳》出名，且曾自稱有「《左傳》癖」，足可一見。此外，杜預還常道「德不可以企及，立功、立言可庶幾也」，明白展現欲意成就功名與立言之志向。
      不過，杜預都過了三十歲，仍舊未曾出仕。直到司馬昭執政，因其為優秀人才，所以被拔擢任用，並與司馬昭的妹妹──高陸公主──成親，加入司馬集團。杜預在擔任司馬昭重要幕僚的過程中，曾參與平定蜀國的戰爭。魏元帝景元四年五月（263，42歲），杜預被委任為鍾會的鎮西將軍府長史，魏軍兵分三路大舉伐蜀。在魏滅蜀後，鍾會卻聯合蜀將姜維謀反，準備在隔年（264）正月殺害自己同袍將領，並割據益州。但剛實施計畫，鍾會便被亂兵殺死。在變亂中，許多僚屬喪生遇害，杜預卻憑著智慧，倖免於難。事後，因功增封一千戶。
      大難不死後，杜預參與了《晉律》的修訂。咸熙元年（264）七月，司馬昭下令，讓荀勖、賈充、裴秀、鄭沖等人改制禮儀、法律、官制。杜預當時為河南尹，也受命參與律令的制定。名義上修律主持人是賈充，但實際上，《晉律》注解全為杜預費時四年而完成的。杜預在〈序〉中指出「律以正罪名，令以存事制」的原則，可稱是中國法律史上最早明確區分律（刑法制度）、令（規章制度）不同的定義記載。也因這原則，此律遠較漢、魏舊律來得界限分明、體系完備。杜預還主張，律令文字應簡明通俗，使百姓明白理解，不敢觸犯；同時，也能防止官員舞弊，玩弄法律。這上承漢律，下啟唐律的法典，即晉武帝泰始四年（西元268年）頒佈的《晉律》，對後世法律影響不小。
      四十九歲那年（泰始六年，270）年初，杜預因為得罪司隸校尉石鑒，被解除了河南尹的職務。六月，晉武帝讓他出鎮邊關，先後擔任安西軍司、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、輕車將軍職務。泰始七年（271）十一月，山西地區的匈奴人暴動。因杜預長於籌略規劃，朝廷任其為國家參謀。不久的將來，杜預被任命掌管政府的經濟財政事宜，做了長達七年的度支尚書。在這之間，杜預曾向晉武帝提出超過五十項的治國、治軍建議，像是興建常平倉、調整穀價、管理鹽運、制定課調、建置邊防……等。此外，他還展露才智於科學發明、修建富平津大橋，解決洛陽交通問題，修訂《二元乾度曆》使其取代時曆等。
      直到晉武帝咸寧四年（278）的秋天，暴雨連降，西晉統治地區大範圍淹水，晉武帝下詔尋求治水計謀，杜預便實際考察災區，前後兩次上呈救災計畫書。而這兩篇奏章，也成為後人研究晉代社會、經濟狀況的重要文獻。而在杜預五十七歲這年的十一月，晉武帝改任杜預為鎮南大將軍，接替本為羊祜於荊州的都督職務，為即將開始的滅吳之戰，進行戰前準備。杜預抵達荊州後，旋即積極進行軍事部署，派兵奇襲西陵。準備工作就緒後，前後三次，杜預上書請求立即開戰，攻打孫吳。其實，杜預本人幾乎沒什麼武藝可言，據《晉書》記載，他連騎馬都不大行，射箭技術也糟糕的很，但是一有軍事活動，朝廷就得召他參謀規劃。西晉滅吳之戰，結束了漢末、三國來分裂的狀態，使中國再度統一，而杜預在這次戰爭中展現了超卓的軍事才能，證實了「杜武庫」之稱，果非浪得虛名！
      杜預博學多才，通曉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曆法、律令、工程等學問，建樹頗多；籌畫、參與平吳之戰，統一後，便致力於鞏固國家局勢。享年六十三，諡號「成」。
      數十年餘，潛心於研究《春秋》與左氏之學的杜預，晚年（281-284）著成《春秋釋例》、《春秋左氏經傳集解》等書，儼然自成一家之學。《春秋釋例》以闡明《春秋》與《左傳》義例為主，並且附有「盟會圖」與「春秋長曆」等實用整理資料。此書到明代，已殘缺不全，直到清初《四庫全書》纂修時，才被學者加以整理，採唐代孔穎達《正義》所引用《春秋釋例》的文字，加以補充，校訂訛誤，重新釐定為十五卷，共四十六篇，概略地可見其大要。
      《集解》則以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為本，在八個面向上進行注解：
      一、 對經、傳中出現的「人物」、來歷與事件關係，加以簡要說明。
      二、 各種「事件」的原委真相、社會概況、古史背景，特別與之說明。
      三、 史事中出現的「地點」（國家、場域）予以指明所屬，或詳述其對應於魏晉當代之地理位置為何。
      四、 對「名物」、「文字」進行解說；此為注解基本內容，所佔篇幅最多。
      五、 對於「典禮制度」（朝聘、盟會、天象、祭典、戰爭、婚喪等）加以原由、背景等介紹。
      六、 闡明《春秋》義例，指出《春秋》所載各事的是非得失、慣例等。
      七、 指出《左傳》書寫體例慣常用法。
      八、 經、傳對應關係等的說明。
      除此之外，杜預首創了「將傳文分年錯置並附於經文之下」的閱讀形式，不同以往的各自獨立；且直指經、傳於形式、內容上「發傳之體三，為例之情五」的細緻區別。更者，吸收大量漢儒舊說，取長截短，或批評，或運用，集合眾家優點，中肯獨到。
      於是，可以想見的，自《春秋左氏經傳集解》行世之後，其他漢儒的著作便漸漸自歷史潮流上褪去，而今，其也就成今日碩果僅存的《春秋左氏傳》古注。後代研讀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之人，必得參考《集解》，其重要性，可說幾乎與經、傳二者併行且不朽了。

撰稿人：陳讚華
圖片來源：國立故宮博物院